王羲之

推荐理由：本书就中国古代书法中有关问题，拈出而成多个选题进行讨论。虽然谈论的是书法问题，但由于作者历史学者的出身，具有史学眼光和史识，因此同时借鉴相关历史、古汉语、文字学等知识，使文章很有内涵和厚度，不仅学书法者能从中受益，而且历史学爱好者，对古文字感兴趣的人，也会从中受益。

　　历史上，现实中，有形形色色的权威：世袭罔替的，时势造就的，人为制造的。以权力为凭借的权威，其地位与生命相伴，“人一走茶就凉”，只管得了生前，比如“威加海内”的秦始皇。长效的权威，往往是思想家，比如孔子，生前蹭蹬坎坷，身后位望隆盛，他的那些思想和主张统治人心两千年，即使帝王也要借他收治天下的人心，让人们代代顶礼膜拜，所谓“帝王一代帝王，圣贤百代帝王”。如果说书坛上也有一位如孔子这样盛而不衰的权威，那就是王羲之。

　　王羲之生活在公元4世纪，确切的生卒年，是303年至361年。他出身士族高门，一生做的事，说来也很简单，读书、做官，旅游，写字，画画。

　　王羲之的人生成就，是他的书法。汉代还没有“书法”这个词汇，谁的字写得好，就称他“善书”或“善某某书”。这即是对写字这种能力的肯定，表明字写得好可以成名成家。东晋时，书法成为士大夫展示个人精神风采的重要手段，而名世的书家，多有高门豪族的家世背景，或者顶着名士的徽号。对于王羲之，贵族身份与生俱来，至于名士的声望，似乎得来也全不费工夫。十三岁时，他拜谒大名士周，宴会上，周让他“先啖牛心炙”，表示格外的赏识。从此之后，人们对他另眼看待，成了准名士。待到成年，便是当然的名士，以善辩、骨鲠称。因为是名士，遇事就要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举止，比如郗家派人到王家子弟中择婿，同族的兄弟们都作矜持状，只有他“一人在东床坦腹食，独若不闻”，结果选中了他，也许岳丈郗鉴也懂得名士这一套，虽然王家不报子弟姓名，由行为举止，他能辨出优劣高下。

　　晋朝的书法家，承袭了汉魏士人高标自赏的作派，当道执政也罢，啸咏山林也罢，都知道恃仗自家门第来自尊，积了厚厚的门户意识和文人相轻的习气。但是，自尊和相轻，不过是活着的书法名家之间摆架子的态势。对于为草书树立典范的汉末张芝，为楷书、行书立法定制的曹魏钟繇，书家们都是众口一词地推崇。

　　奉古人为权威，固然是读书培养起来的意识，实际的功用，好像是为各自争做新权威开一扇方便之门，至少也能拿古人的书法作标准来衡量新权威的合法性。

　　东晋初年，书坛上的权威是王虞，《晋书》说他“少能属文，多所通涉，工书画，善音乐，射御，博弈，杂伎”。按古代“六艺”的标准衡量他的本领，几乎是“全能”。晋明帝为太子时，向他学过画：王羲之年轻时从他讨教书法。其中，有亲缘的关系在，王虞的母亲与晋元帝的母亲是姊妹，他又是王羲之的叔父，王虞称名书坛的时间很短，东晋立国的第五年（321）就故去了，因为附逆王敦的叛乱，招来不少非议。

　　权威一死，想接班的大有人在，争来争去，最终要凭书艺定高下，结果王羲之管领风骚，却在王虞去世二十年之后。在群龙无首的二十年间，王羲之最初处于劣势，书法“不胜庾翼、郗倍”，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有明确的记载。

　　大概在公元344年，即晋康帝建元年间，王羲之的书名大盛，学王书的人，由少数演为多数，以至出现朝野争相效法王书的局面。这引起了镇守荆州的征西将军庾翼的不满，扬言要与王羲之比个高低，大概是想保持他的领先地位，时势比人强，虽然庾翼官位比王羲之高，却无法扭转学王字的风气。穆帝永和元年（345）以后，王羲之终于成了东晋书坛的第二代权威。这时，要与王羲之争锋的庾翼已经病亡，郗倍已是王羲之的妻弟。

　　王羲之能主盟书坛，在于他的书法样式去质尚妍，变古趋新。王羲之并非一直是新妍，从传世的王羲之行书《姨母帖》、章草《豹奴帖》来看，我们知道他早年写字，是古质的体态多。庾翼对王羲之的章草曾格外赞扬，他在给王羲之的信中说：“吾昔有伯英（张芝）章草十纸，过江颠狈，遂乃亡失，常叹妙迹永绝。忽见足下答家兄书，焕若神明，顿还旧观。”王羲之从前人那里学来古法，再作趋时的新妍发挥，到了四十多岁，才写出了独具一格的“新体”。

　　比如写楷书——南朝人称为正书，他用道劲的“一拓直下”的笔势化解了钟繇楷书中那种隐含隶意的翻挑之笔，写出的笔画，形直而势曲：又弱化横向的笔画，强调纵向的笔画，从而将钟繇楷书惯用的宽展结构收束得紧凑俊整。王羲之的楷书与钟繇相比，笔画的长短、肥瘦及其比例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向背的呼应态势显示出向字内攒聚的整肃感，纵敛之势成了主导。于是，一种欹侧而整饬的楷书形态在王羲之的笔下完成了。这是大别于钟繇楷书的新样式，从而确立了楷书的新规范，新秩序。

　　王羲之的行书、草书，笔势“飘若浮云、矫若惊龙”，字态“爽爽有一种风气”，更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，当时的审美时尚，是趋新附妍，这是王羲之变制“新体”的“精神气候”，也是时人追效王书“新体”且趋之若鹜的动力。

　　有了王书“新体”，曹魏书法的“新”就相形见“旧”了。从“钟张”到“二王”书风演变的大趋势是不断地追求新妍奇巧。这趋新的势头，在南朝梁时陡然中止了，起作用者是梁武帝，这位皇帝是饱学之士，有好古崇古之癖，对于书法，也是内行，主张返璞归真，以古质为“主旋律”。他告诉当时的书法家，王献之不如王羲之古质，王羲之又不及钟繇古肥。言下之意，值得提倡的是钟繇，其次是王羲之，而王献之太新，新在“今瘦”，他看不上，梁武帝发表的意见，虽说是一己之见，因其贵为天子，书家当然以帝王之所是为是，所非为非了。梁朝的大书法家萧子云最能“参圣旨之奥”，见风使舵，“始变子敬，全法元常”（萧子云《论书启》），成为响应梁武帝学习钟书号召的“积极分子”。所以曹魏以来蒸蒸日上的新妍书风，就此歇息下来，但是，钟繇的书迹在梁朝已是凤毛麟角，内府收藏的钟书极少。梁武帝也承认，他对钟书“古肥”特点的认定，是以少见的钟书推测的。那么，弘扬钟书，是提倡容易实行难，普及尤为困难。当时王羲之的传世书作尚多，梁武帝曾令周兴嗣将所集王羲之字按韵编成《千字文》，作识字习字的课本。梁武帝干预书坛的实绩，初衷是提倡钟书，结果却是普及了王羲之的书法，实际上是走了一条不古不今的中间道路。陈、隋之际，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以弘扬右军书为己任，借集王字的《千字文》来推广王书，据说写了八百本、浙东诸寺，各施一本，佛门为保存普及王书，也助了一臂之力。智永毕生师法王羲之，名声盛大，留下“退笔成冢”、“铁门限”的佳话。世人向他讨去的书法，当然都是一纸纸王羲之风格的字，于是，王羲之书法的香火又旺盛起来。

　　到了唐朝，太宗李世民又以天家之尊来推崇王羲之，他不仅尊，而且亲，专心摹学，并且公开告诉世人：他写字，心慕手追者，王羲之而已，其余区区之类，何足论哉！他的书法顾问是得到智永亲传的虞世南。虞氏对他的影响和指点，当然是王羲之那一套，太宗是用摹本来推广王书，他自己也写一笔王字，想来是以身作则。公元648年，《晋书》修成，太宗为《王羲之传》写了一篇《传论》，极力肯定王羲之书法的价值，为妍于钟张、质于王献之的王羲之加冕。从那以后，王羲之就成了书坛的素王。

　　唐朝以来，历朝历代都有大大小小的书法权威，却难看到与王羲之争胜的书家。各路权威，都景从王书，甘愿站到王羲之的偶像下唱诺。王羲之在书法技巧、体态、风格上的穷变化、集众美、兼妍质的博大精深，也容纳得下后世书家的折腾。王羲之不断被后人取资、利用，成为主流书风的源头，他的权威地位也愈加不容置疑。即使是碑派书风盛行的今天，王羲之的真迹荡然无存，而他的“书圣”地位，依然固若金汤。